作者：大俗兄
张中行老先生在一篇回忆昆曲名旦韩世昌的文章里曾经如此的感叹：“风气象是一股水，它会流到哪里呢？倒流的可能性总是很少的。”张老的文章，大多是八十年代写下来的，收在他的“负暄”集子里。而这段话，显然是对着当时社会上戏剧日渐式微的状况说出来的。假如张老可以多活上几个月，在北京看看这出新版的《桃花扇》，不知道是否可以稍微觉着安慰些。
这次在北京，有幸观赏了传承版的昆曲《1699·桃花扇》。事先并不晓得所谓的“传承”，更不知道是“绝版”的演出。买票时候怀揣的热情，更多是因为孔尚任的这出戏背后的一段为后人所感慨不已的历史背景。至于戏曲，糊里糊涂进了场，一直到大幕拉开后的惊为天人。舞美灯光那是没的说，身着各式精致绮罗的十个旦角往台上那么一站，那股气势，不在现场还真的难以想象。（媒体所讲的“秦淮八艳”造型其实不对，因为我仔细数过了，绝对是十个！）至于舞台的造型更加是融合了现代的简约风格，典雅华丽而不繁复，非常的赏心悦目。在北京的三场演出，只有最后的这一场是“传承”的版本，两代同堂，四代谢幕。观者若是昆曲迷，自不当错过。就算仅仅是外行看热闹，也不失为一个愉快的夜晚。而愉快之后能有所思考，有所启发，就是个Bonus了。对于戏曲本身可谓一窍不通，一场大戏落幕之后的感想，更多是来自于老赞礼开场白所言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自以为，孔尚任的这一个剧本，价值也更多于此，脱开了纯粹的儿女情长，融进了一个大时代的背景里，才得以流传三百年而盛演不衰。
离合之情，兴亡之感
且看谢幕的时候，由次到主，保利剧院里最热烈的掌声，除了给胡锦芳和石小梅两位昆曲前辈，就算是柯军了。柯军何许人也？江苏昆剧院长，著名武生，掌声里自然是有名气的因素，但就我看来，跟角色的关联似乎来的更多些。扮演民族英雄史可法，多少总是会沾点光的。大叔前些日子在《读书三则》里写到景色审美的问题，起论点套到这里也可以成立：我们很多以为美的东西只是因为古人说那是美的。而我们所认为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因为千百年来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至于历史是不是真的如此，历代的修史官必定是做了一些趋势上修改，读书人想要一探究竟，也是死无对证。只能自个儿瞎琢磨，在意识形态上满足一下就是了。
桃花扇的背景是明末清初，1699是孔尚任完成剧本的年份，而故事发生的时代，却是在1644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在桃花扇三个字前面加上这么四个数字，真是绝妙之极：盛世太平忆往昔，更是悲从中来了。当吴三桂把山海关的大门一开，明朝也就基本上一命呜呼了。不过崇祯在煤山上一吊，倒是给南明的小朝廷留下了一段苟延残喘的时间。在康乾盛世之前，清王朝也是花了一些力气才把江南的文化之地给征服下来。南明的昏庸天子之下，还是有那么一班义气十足的文人武将拼死在维护着汉族江山。至于背后所支撑着的东西，如夏坚勇先生在《寂寞的小石湾》一文所讲，江南世袭的汉文化信念当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代开国几乎都在北方，盛世太平也在北方，到了朝政腐败，夕阳西下外族入侵，皇帝们便都争着往南边跑了。东晋如是，南宋如是，南明也一样。当中有地理上的因素，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潜在的文化因素。南明和南宋在形成与消亡的过程上有许多的类似之处，而南明却不能象东晋南宋一般在中国的朝代年表上混上一个头衔，更多是因为这一趟入侵外族的强大，不是当年可以比拟，汉人的朝廷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皇帝的昏庸，彼此不遑多让，奸臣也是旗鼓相当。至于爱国志士，宋有岳飞文天祥，明有史可法郑成功。陆游伤感叹咏，辛弃疾大声疾呼，南明也有黄宗羲顾炎武的儒士义军与之不相伯仲。
这么些人，现在固然是名留千古。可在当时的环境下，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却是值得探讨一番。夏坚勇先生的答案是辉煌灿烂的汉文化，尽管所处的是一个极度黑暗的王朝，但根深蒂固的文化终究还是可以把握汉人在关键时刻的行为举止。 与民族有关 回到孔子所言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点：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造就智者，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的地方则造就仁者。江南虽是处江湖之远，在文化传承上却是因祸得福，多了一片滋养的土壤。太平时代要源源不断地向京师输送粮食财务，到了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也可以宅心仁厚，不计前嫌地接纳远道而来的君主，甚至为之卖了性命。当弱质彬彬操着吴侬软语的江南人为了反清复明而奔走的时候，南方人除了“智”以外，其实也是不乏“仁”的，原本关于南北的区分需要另文再辩了。
然而，有仁有智的文化人却通常脱不了另一个套在脖子上的铃铛：意气用事，傲慢偏见，又自相矛盾。
看看《桃花扇》的开篇，有一段话这么说来着：
“朝宗向次尾问道：“次兄，可知流贼消息么？”次尾答道：“昨见邸抄，流寇连败官兵，渐逼京师。那宁南侯左良玉系弟世谊，且是忘形之交，今已还军襄阳，中原无人，大势不可问矣！”三人一同长叹道：“如此凶恶，何日平定？”这陈生又向二人说：“平定未知何时，春色正自可人，吾辈乘此逸兴，且自游玩！”三人遂并肩直往冶城道院而来。“
既然无能为力，寄情山水也是无可厚非。几个读了圣贤书的年轻人在烟花之地关心一下世事之余，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投入春色之中。当中的缘故，多少因为当时少了一个敲边鼓的人。一旦有人挑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话题，估计秀才们也就没工夫（或者说不好意思）去琢磨湖光山色了。连李香君都不屑于阮大诚带有目的性所赠与的陪奁，一众读书人更应该做出一付义愤填膺状才说的过去。
三个书生或许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能是他们修为尚不足以成就大事或者大义，再来读读史大英雄。史可法原本进士出身，儒生一个，守扬州的重责放在他身上，本来就有点悬，只不过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不可为也要为之。六经里本来就没有“兵”字一说，用夏先生在书中的话来讲，“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注定要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读了一辈子的书，当史可法登上扬州城楼的时候，心里头必定是要先感叹一番：昔日的“二十四桥明月夜”，怎么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然后再召集众将领，吩咐一番后事，表明城亡人亡的决心，据说还希望有人可以在最后的关头帮助他自己完成大节。兵临城下，史英雄更多想到的不是“怎样把仗给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读到这一段，自己也不免心下一凉：历史当真如此？中国人的历史审美观，多是在悲壮处方可体现出来，放眼千年，没有多少高兴的事情可以激发起我们的热情，反而是和“徇”字拉上关系的，可以荡起阵阵波澜，赚取掬掬热泪。
假如少一分意气，多一点务实，要是可以让阎应元指挥扬州城的话 … 可惜啊，历史没有假设，只有过后的惋惜。
但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就算有务实的人，也是难以挂帅精神的领域。大家都沉浸在“为国捐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中的时候，哪有工夫去考虑值得与否，更别说在战术上如何驭敌制胜了。所以，退而求其次的话，不能连意气也没了。而这种意气，不仅仅儒士有，看似莽夫的也不缺。张遑言在临刑前举目望吴山，长叹“好山色”而慷慨就义。而官衔仅仅相当于现在科级干部（可能还目不识丁）的阎典史，也能口吐一句大白话出来：
“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
在〈桃花扇〉里侯方域众人的花船上，除了挂着“复社会文，闲人免进”的牌匾，还有人说着：“我们今日雅集，恐有俗人闯入，不免设法拒绝。”在当时的背景下，定义一个人的“俗”与“雅”，自然是以读书和功名为界，考上功名自然是“雅”，没考上而能和“读书人”沾上边的也不会被拒之门外，而类似于〈小石湾〉的主角扬州典史阎应元大概就登不上这大雅之堂了。然而到了关键时刻，可以真正“意气风发”的，往往却是这些村野莽夫了。
因为典史没文化，所以有史学研究者说，和文化无关。想想，好象也对。阎应元心里想的，大概也就是祖先教的，不能这么束手就擒，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可是，明明有人在殉节前血书“纲常节义”四个大字，作为儒家的两块基石，不是文化是什么？宋人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古到今，读书人皆以天下为己任，没读书的也都知道匹夫之责。这样的生命哲学都延续到了连战的身上，更何况几百年前的前辈们？
最近的一部畅销史学书中曾说到了服从的文化概念。心悦诚服，而后从善如流。然而，这里的“心悦诚服”并没有多少是出自于自己的思考，而是附着在一个强大的外在力量之上。有的是“不得不服，不得不从”，有的是“服就服了，从也从了”。在〈桃花扇〉里，左良玉不愿意背“犯上”的罪名而无辜自刎，乃服从君权。史可法激昂投江就义，称的上服从文化。领袖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被证明是管用的，培养了一些石光荣之类的人物，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回到“文化”的路子上，甚至是一些畸形的“文化”，也离不开“要求服从”的帝王之道。
作为汉人来讲，千百年来，中原大地真正由外族掌权的大朝代，其实也不过一二。清朝的君主固然是满族，但政权的主体臣子们，却多是汉人之后，把主子哄的高高兴兴，哄到后头估计把皇帝也当是汉人了。因此，除了辫子穿着奇怪点，汉人并无低人一等，所以大清王朝也就不怎么觉得是外族了。而后人读书，却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会把当中的一个“元代”给不知不觉地跳过去。上次北京之行和同伴谈起，也有同感。个中缘故，除了朝代历时不长之外，最大的因素大概便是“外族”了。今天说这样的话可能不合适，但事实确实如此，也就不回避了，我们的伟大领袖不也嫌弃人家“略输文采”“只识弯弓射大雕”吗？我们常常脱口而出“民族文化”，这里所讲的民族，换成“汉族文化”，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文化”也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因为根深蒂固的缘故。
显然，就南明南宋而言，江南文人的义举，还是和文化有关，和民族有关。
[ 本帖最后由 星期三 于 2008-9-11 13: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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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桃花扇〉，虽然有一个恢弘的大背景，但究其根本，也是情色之作。剧作家大概是想要说一说兴亡之感，但落款处还是儿女情长。也大概因为这样，或许和孔尚任所生活的太平年代有关系，原著的结尾侯方域和李香君便有了大团圆的结局，“朝宗与香君俱各寿至八旬有余而终”。但今天的导演们却是多少有点历史的野心，田沁鑫在注解的时候便这么说过，“《牡丹亭》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戏，汤显祖先生一句非常著名的话：“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生不可以于死，死不可复生者，非情之至也。”《桃花扇》就是一个传奇，它有现实主义色彩，可以说是昆曲中的历史剧 。总结一下，《牡丹亭》是情愫萌生的男女欢爱，《桃花扇》是乱世伤情的情感悲剧”。所以，今晚看到的〈桃花扇〉结局，便多了点强加在才子佳人头上时代感悟。栖霞山上张道士的一席话，让原本的两位痴虫茅塞顿开，从此遁入空门。散场的时候，明着听到有人“愤愤不平”地说道：
“怎么改的跟〈红楼梦〉似的呀？”
两老出家之余，还硬生生的把人家李香君三个后来可以“俱自成名”的儿子都给人道毁灭了。假定换成前些年曾经流行过的人生AB剧，让喜爱秦淮的姻客们挑选的话，田导的戏是否能象现在这么好卖也就不一定了。
秦淮河畔盛于明代，三四百年后的今天，夫子庙秦淮河也还是人声鼎沸，不同的只是情色不再。大叔在南京游览李香君故居，怒斥“荒唐”，感慨主人在利益驱动之下缺乏考究精神。其实，不管地方在哪儿，称呼本来就已经不对头，真要做个纪念的话，也应该是“媚香楼旧址”，而不是“李香君故居”。前者可以还原历史，但放在今天的社会，估计有“误导视听”的嫌疑，道理和北京拆掉“八大胡同”是一样的。后者的招牌这么一放上去，李小姐倒真成了名人一个，和南京城里的那些“故居”听上去也象是没有区别了。
大叔在文中说：“秦淮风尘女绝非李香君始，但李香君的出现却让秦淮风尘有了历史意义。我甚至怀疑人们对李香君的歌颂多多少少有点醉翁之意。有了李香君，人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留连风尘走马章台了。”此话不假，但节义俱全且有历史意义的的女子并非香君一人。纵观秦淮八艳，不说声名更大的陈圆圆，和钱谦益有过那么一段的柳如是（史家陈寅恪晚年所研究及仰慕的女子），似乎比香君也要更胜一筹。就算是〈桃花扇〉里出现过的卞玉京和寇白门也非等闲之辈。弄个“李香君故居”是没有必要了，等哪一天社会允许烟花女子重出江湖，秦淮河边再来个“2046·媚香楼”不是有意思多了。
“这个时候秦淮的主角是李香君们，诗人和官吏只是这里的绿叶。”
这句最在理。三个半小时的戏看下来，反角如马士英，正角如史可法，似乎都激不起情绪中太大的波澜。贯穿全剧的老赞礼成了一个闲聊的伙伴，其他众人也都有惊人之语。就连勉强替香君嫁入田家的干妈李贞丽也有妙招，临行前恋恋不舍聘礼三百金，引来全场一阵笑声。李香君被导演和观众象圣女般供奉着，而代表着江南士人的侯朝宗反倒是成了大配角一个了。心下还奇怪着，如此安排，算不算是剧作者原本想要隐喻的一种心声。
曲终人散，不想也罢。看完〈桃花扇〉还有大叔的〈秦淮河畔乌衣巷〉，在媚香楼重新开张迎客之前，秦淮大概是不必再去了。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清明未到，京城的温度已经是“春意盎然”。桃花扇上，侯小生反复吟颂赞美香君的一首七绝，大概也撩动了席中不少的思春情怀。在京城听江南故事，看历史烟波，确实别有一番滋味。按照朋友的说法，现在的季节变换，不但时间短，而且难以分别景色的差异，稍不留神便成夏天了。如果想感受北京的春天，得跑到城外才成。李大哥好客，答应在临走前，再带上往密云一行探望春色。当下决定明日一早起程，晚上再回上海了。
（借《京城三记》，悼念热爱昆曲的张中行老先生。）
有一外乡人进京，走得口干舌燥，看到路边有一店面，大写一个“汤”字，就拐了进去，将一枚铜子拍在柜台上：“来一碗汤。”掌柜的有意捉弄一下他，就叫伙计到大池里舀一碗洗澡水来，老大爷一咕噜喝了，接着赶他的路。此时掌柜的奔出去叫住他：“嘿，你的烟袋。”老大爷接了烟袋，道过谢，又补了一句：“你们的汤得赶紧卖，我咂摸着有点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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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这么一则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气，何足云也？”
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